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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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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秒速飞艇平台修改后刑诉法实施已经9个月了,效果怎么样?是否解决了长久以来刑事诉讼中的诸多疑难问题?

  9月28日,由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河南省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开封市检察学会共同主办的“新刑事诉讼法实施评估暨第六届中美刑事司法实证研究方法研讨会”在河南省开封市召开,来自中国和美国的刑事法领域专家学者围绕修改后刑诉法实施效果的实证评估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今年是大案之年,随着社会瞩目的刘志军案、案等个案审理以发布微博、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形式公开,公众对修改后刑诉法的实施效果产生了最直观印象——程序公正得到空前重视。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副主任李寿伟说,修改后刑诉法实施效果整体令人满意。司法机关做了充分的培训工作,如公安机关组织全国物证鉴定人进行培训,以保障鉴定人出庭作证顺利进行;广泛征求律师对看守所保障律师会见权的意见,律师的会见难等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修改后刑诉法总体实施效果良好,成为与会专家的共识。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卞建林作出两个基本判断:一是与1996年刑诉法相比,本次修改后刑诉法实施情况更好;二是实施效果明显好于刑诉法学者的心理预期。当然,他认为,修改后刑诉法还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实施,才能进一步磨合完善。

  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陈卫东表示,修改后刑诉法实施效果的最大亮点,在于使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理念深入人心。通过一些与保障人权相关的新规定的贯彻执行,各级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真正做到了人权意识入脑入心。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把法律付诸实施,才能线年以来,一批有志于实证研究的专家学者与实务部门合作,积极推动刑事司法实证研究的发展应用。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樊崇义谈到,近10年来,刑事法学界的研究方法实现了两个转型,即从思辨研究转向了实证研究;从实证研究角度来讲,秒速飞艇:以提高效率学界从具体的程序、方法、措施的研究转向了宏观的、抽象的规则研究。学者们的研究风气亦发生转变,从“跑点”、“看点”转变为“蹲点”,付出更多的精力和时间,亲历性、实验性更强。

  以证据规则实证研究为例,通过与浙江省检察院合作的实证研究,樊崇义建议死刑案件要以“客观性证据”为中心进行审查判断。同时,他还建议在证据学的证据分类中增加“客观性证据”的概念。

  修改后刑诉法确定了证据转换规则,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河南省检察院副检察长贺恒扬认为,按照这一规定,纪委办案的证据还需转换。鉴于纪委办案期间收集的证据转换工作量特别大,他认为,纪委办案的取证文件应附加监察部门字样,以利于证据直接转换。

  对此,李寿伟认为,证据收集的渠道不应当影响证据资格。只要有利于司法机关查明真相的证据,都应允许进入诉讼程序。同时,物证、言词类证据转换要区别对待,言词类证据原则上应重新取证,特别是对其中有争议的证据。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宇冠曾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展开实证研究,通过对司法人员发放调查问卷的形式,在培训前与培训后分别调查,发现司法人员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认识有所加深。杨宇冠提出,我国修改后刑诉法着重于对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而美国主要是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着重对搜查扣押物证是否符合法律程序进行审查排除。我国刑诉法未来发展完善的重点之一,是加强对侦查机关搜查扣押是否符合法律程序的审查监督。

  修改后刑诉法规定,可以召集庭前会议对非法证据排除等与审判相关的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庭前会议的功能由此备受关注。杨宇冠等与会专家认为非法证据排除应在庭前会议上解决完毕。河南省检察院公诉一处处长孟国祥提出,为保证庭前会议的效力,实践中控辩双方就会议中达成的非法证据排除等一致意见应制作会议记录,双方签字。

  也有学者对把非法证据排除放在庭前会议解决的观点持反对意见。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姜保忠认为,庭前会议应当仅仅体现为程序审查,而非法证据排除包含部分实体审查内容,不宜在庭前会议进行。

  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副教授刘仁琦以西安市某区检察院的实证数据举例,该区800件刑事案件中仅有10件召集了庭前会议,除媒体关注的案件外,其他案件基本不召集庭前会议。原因在于法官更倾向于庭审一次性解决,以提高效率。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计划则认为,实证研究中不宜用庭前会议适用的数量来判断该程序的作用。庭前会议是否提高司法效率,应综合判断评估。

  陈卫东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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