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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速飞艇平台:肖丽红: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法史

  法律史研究理应兼有法学和历史学双重属性,但因历史学和法学的研究方法及学术旨趣有异,法律史研究究竟应该凸显历史学的实证考察(史学化),还是凸显法学的法理推理及现实启示(法学化),长期以来在学界引起种种讨论.中国法律史研究应该偏向史学化还是法学化,抑或法史兼备,至今仍备受争论。但是,不论史学化学者还是法学化学者,在开展基层司法实践研究时,必须具备问题意识和全局关怀,要主动与研究不同时空的法律史学者对话,在共同问题意识指导下和综合对比中,概括中国不同区域法律文化与实践的异同点和长时段的法律文化变迁规律。综合法学化与史学化研究方法面对中国法律史研究应偏向史学化还是法学化的论争,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倡放弃争端,加强分工合作。

  关键词:法律史;法学化;史料;史学化学;研究方法;中国;学科;法理;司法实践;历史真相

  法律史研究理应兼有法学和历史学双重属性,但因历史学和法学的研究方法及学术旨趣有异,法律史研究究竟应该凸显历史学的实证考察(史学化),还是凸显法学的法理推理及现实启示(法学化),长期以来在学界引起种种讨论,以至于法律史这一“既史又法”的研究呈现出“非史非法”的尴尬处境。中国法律史研究应该偏向史学化还是法学化,抑或法史兼备,至今仍备受争论。

  法律史在学科建制中属于法学的二级学科。因此,“法学化”强调法律史的学科功能,魏建国、俞江等认为,法律史一旦过于专注实证研究,必将偏离法学学科属性,难以为法学、法治建设提供借鉴。方潇甚至认为,如果法律史“关起门研究”,最终会“成为死亡之学”。法学化学者的这一担忧,乃是基于十几年来多数史学化学者的研究缺乏法理思考与现实关怀。但这一状况已在逐步改变,近年来已有越来越多史学家重提史学的社会责任,主张历史研究要“出于现实目的”。史学化学者研究历史上的法律时,更为关注与当下“基层社会治理”等现实问题有较大联系的“基层司法实践”“民间法”等话题。史学化学者对历史上的基层司法实践多样化、中央法与民间惯习良性互动的考察,对当今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推进同样有启发意义。如若将来更多史学化学者能够重拾对现实的关怀,与法学化学者对话领域逐渐增多,二者走向良性互鉴的概率自然更大。

  除此之外,不少法学化学者认为史学强调具体时空的研究方法,缺乏法学研究应有的“体系意识和全局关怀”,导致法律史呈现“高度碎片化的面貌”(高仰光),“亵渎了法律史学科的学术性和整体性”(李祎恒、金俭)。这些批判源于不少史学化学者热衷某一历史时空的基层司法实践考察,热衷典型个案剖析或区域特色探讨,导致研究结果对话意识不强、整体关怀不够。法学化学者担心这样的法律史研究会走向“碎片化”,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大量有对话意识的基层司法实践研究,却是我们理解中国历史上的法律的重要手段。因为中国长时段的法律表达变化较多,大区域的司法实践多种多样,如果没有弄清楚不同时空的具体法律实践,法律的完整性探讨可能就停留在静态的法律条文上。但静态的法律条文不同于动态的司法实践,只满足于探讨长时段静态法律条文的变迁史,对法学、法治建设的贡献会大打折扣。所以,关注具体历史时空的基层司法实践研究,仍是改变传统法律史注重宏大叙事、忽视中国本土化考量研究缺点的有效切入口。但是,不论史学化学者还是法学化学者,在开展基层司法实践研究时,必须具备问题意识和全局关怀,要主动与研究不同时空的法律史学者对话,在共同问题意识指导下和综合对比中,概括中国不同区域法律文化与实践的异同点和长时段的法律文化变迁规律。

  如何对待史料与考据,是“法学化”与“史学化”争论的另一热门话题。法学化学者多数承认法律史研究离不开史料论述,但史料不等于“历史真相”,需审视史料背后的“语境”考辨真伪,这让法学化学者担心法律史会陷入“史料考据”,偏离法学学科方向。因此,他们反对过于重视史料实证研究,部分研究者甚至认为,利用二手资料进行研究“也并无不可”。这导致法学化法律史经常被批判为史料基础薄弱、史实考证不够。吴佩林认为,对基本法律史史料缺乏了解、对重大史实缺乏严谨考证,是当今中国古代法律史研究长期停留在表面的主要原因。不过,近年来,已有越来越多法学化学者日渐重视史料搜集与考据,如徐忠明主张在“多元史料的互动性解释”中,考察制度运作与法律文化的关系。侯欣一更直接地说,不论史学化还是法学化的法律史,都摆脱不了与史学的关系,“就得按照史学的规律,重视史料问题”。法学化法律史研究者一旦认真开展史料搜集、甄别、解读工作,其法学理论储备能让他们的研究找到更多有创新意义的切入口。

  重视本土史料的搜集与考证,还有助于中国法律史研究逐步走出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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